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武汉一度被长达八年的血腥阴霾所笼罩。彼时，一名悍匪凭借自制枪械起家，继而盗取警用制式手枪，随意夺命以磨练胆量，并通过抢劫来聚敛财富。最终，他竟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斩首暴行。以21条无辜生命为代价，这扭曲的复仇心态将整个城市推入了恐慌的深渊。
这位源自社会底层、最终走向极端犯罪生涯的悍匪，正是张明高。
1963年3月13日，张明高在武汉硚口区的汉正街，一个平凡的工人家庭中降生。家中共有五个孩子，张明高排行第二，前有姐姐，后则有三位弟妹相伴。
彼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即将落幕之际，寻常百姓家的生活颇为拮据。小小的张明高未曾领略过温饱与关爱，贫困与匮乏成为了他人生最初的印记。
张明高的父亲，起初仅是一名工厂里的普通工人。为了维持生计，他在那个特殊时期与同乡携手，创办了一家小型机器作坊以贴补家计。然而，未曾想，此举却使他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分子”，随之而来的是连番的批斗与无尽的折磨。
为了增加收入，张父后来在工厂中悄然接下了私活，加工零件。然而，不幸的是，他不小心损坏了设备。合伙人纷纷推卸责任，所有的损失和责难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工厂不仅要求他全额赔偿，还在全体大会上对他进行了公开指责，而邻里街坊也纷纷上门责骂，将他们生活中的怨气都倾泻到了这个不幸的家庭之上。
从犯罪心理学的视角分析，张明高在成长过程中长期遭受贫困的煎熬，家庭又饱受集体排斥与羞辱，这些经历在他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造成了深刻的安全感缺失和自卑感。自幼，他便养成了与外界保持距离的习惯，逐渐塑造了偏执、敏感、孤僻的性格特质，为日后反社会人格的形成埋下了隐患。
1973年，张明高年方十岁，却不幸目睹母亲因无力负担医疗费用而离世，家中顶梁柱的倒塌令他瞬间陷入绝望。自此，他变得沉默寡言，不再与同龄的孩子们嬉戏，内心仿佛筑起了一道坚厚的壁垒，将所有情感深埋心底。
1978年，年仅十五岁的张明高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的父亲，在长期的精神折磨中带着满腔怨恨离世，家中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支柱。五个年幼的弟妹们顿时陷入困境，而这一切的重担，只得依靠刚迈入成年的大姐，她以顽强的毅力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为了维持生计，张明含泪告别了校园，疾步奔向父亲曾辛勤耕耘的武汉市航海照明器材厂，满怀希望地请求填补“顶职”空缺，以期获得一份工作。遗憾的是，因未满16岁的限制，他的请求被厂方毫不犹豫地拒绝。
更令他痛心的是，他后来得知，父亲生前所领取的抚恤金，竟被工厂用以抵扣所谓的“设备损失”。而那些诬告父亲偷窃物资、导致其遭受批斗与羞辱的，竟是父亲生前最为信赖的挚友。
一连串的打击使得张明高陷入了严重的外部归因偏差，他拒绝承认所遭遇的困境源自于客观因素，将所有的厄运都归咎于他人与社会。仇恨的火花从个别个体身上迅速蔓延至整个社会体系，他坚信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对他有所亏欠，理应为他所承受的苦难负责。
在父母离世之后，家中竟无一处可安置骨灰盒。兄弟姐妹为生计疲于奔命，对父母的骨灰疏于照料，甚至不慎将其随意移动或丢弃。这一切无情地摧毁了张明高对亲情与人间温暖的最后一丝信念，心中只剩下那股冷酷的复仇之意。
1979年，正值十六岁的张明高，怀着憧憬与期待，踏入武汉市航海照明器材厂的大门，开始了他在金工车间的学徒生涯，成为一名车工。
他聪慧机智，手艺高超，工作态度严谨，短短数年间便从学徒跃升至正式员工，荣获三级车工称号。他不仅对车床、钻床、铣床等设备的操作运用自如，更在金属加工、零件抛光以及机械组装等技艺上达到了精通之境。
这份本应为他带来安宁生活的工作，却未能平息他心中的伤痛，反而沦为了他步入歧途的助力。
在工厂之中，他仍旧独自一人，鲜有人与之交谈，亦不参与任何集体活动。他对感情保持距离，与女性绝缘，工资所得尽数存入银行，开销甚少。在他的宿舍中，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便是堆积如山的书籍——《孙子兵法》、《兵器知识》、《枪械原理》等，占据了一席之地。
此刻，张明高深陷于一场关于暴力的幻想与自我加固的心理漩涡。他将兵书中的战略战术解读为复仇的手段，将枪械知识转化为犯罪技巧，借助幻想中的暴力复仇来填补现实中的自卑与无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塑造出一副自恋且反社会的性格，自诩天赋异禀、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获得认可。在他看来，唯有借助暴力才能赢得他人的敬畏，唯有通过杀戮方能彰显自我价值。
在那个时刻，他悄然潜入工厂的档案室，取出了父亲昔日的处分文件。面对那些伪造的匿名举报内容，他心中的怨气终于如潮水般涌出，无法遏制。他立誓要为父亲“复仇”，然而，却始终难以锁定具体的仇敌。最终，他将矛头指向了所有陌生的无辜者，认为他们都是“冷漠社会”的一分子，理应成为他发泄怒火的牺牲品。
1980年的夏日，年仅十七岁的张明高便开始策划罪行，他凭借着工厂中的机械设备及自身精湛的车工技艺，暗中着手制造枪械。
夜深人静，无人监守之际，他潜心于车床前，细致打磨枪管、击发装置与弹膛。随后，他又以钢板为材，精心打磨枪身与扳机，不断试验与优化结构。历时数月，终成就了第一把自制的土制手枪。
在接下来的三年间，他不懈地改良工艺，成功研发出两款体积更紧凑、威力更强劲、便于携带的土制手枪。此外，他对菱形螺钉与螺母进行了精心打磨与改装，从而制成了自制的子弹，有效解决了弹药供应的难题。
在着手制造手枪之际，他刻意锤炼体魄，并频繁深入偏僻地域进行实弹测试，以深刻掌握枪械的性能。与此同时，他对城中街巷了如指掌，精心策划犯罪路径，不断磨砺自己的冷静与残忍。
这段时期的作案筹备，实质上源于他企图凭借掌握那把致命的武器，填补童年时代那份无法言说的无助感。他从那个被生活重压得几乎无法呼吸的底层青年，蜕变成为掌控自身生死命运的“审判者”。性格因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表面看似沉默不语，实则内心已被仇恨与暴力所充斥。一个冷酷杀手的雏形，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悄然成形。
在1983年，张明高自认为自己的武器装备已准备得相当充分，内心亦趋于成熟，那股难以抑制的杀戮欲望愈发强烈。尽管他并未锁定具体的复仇目标，却将所有陌生人视为“社会的缩影”，将他们作为试验枪械、宣泄心中怨气的活靶子。
1983年12月30日午时，汉口街头人迹寥寥，张明高驾驭自行车四处游荡。他的目光锁定了一名独自行走的市民王某，悄无声息地靠近，随即从怀中掏出藏匿的土枪，瞄准王某的后脑，扣动扳机。王某应声倒地，生命戛然而止。张明高随即骑上自行车，迅速消失在曲折的胡同深处。
在初次涉足杀戮的阴影之后，张明高并未如常人般流露恐惧、愧疚或不安的情绪，反而沉浸在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理愉悦与掌控的满足之中——他首次在实质上“掌握了他人的生死大权”。这种至高的权力感受，让他彻底越过了人性深处的道德界限，成功地完成了犯罪心理的脱敏。
在这段四年时光里，他仍旧沿用随机挑选目标，随后从背后近距离射击的手段，接连在花楼街、湖边坊、西马路、省邮电大院等地作案。至1988年，这系列袭击事件累计发生了8起，导致3人不幸丧命，多人遭受严重伤害。
此刻的张明高，其杀人动机已非单纯的复仇，而是演变为一种难以驾驭的心理渴求。每一次扣动扳机，夺走一条生命，都使他那扭曲的自恋愈发膨胀，“无所不能”的信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在他眼中，生命不过是他证明力量的工具，毫无同理心可言，这标志着他已沦为一名彻头彻尾的“情感冷漠型杀手”。
1987年6月1日，张明高的罪行从单纯的谋杀升级为杀人抢劫。他手持铁叉，悄无声息地潜入汉正土特产杂货店，将值班员李某残忍地刺死，并撬开保险柜，盗走现金600余元。为销毁证据，他竟在现场点燃汽油，意图将一切痕迹化为灰烬。
此番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土造枪械的威力实则微弱，声响亦颇为刺耳。鉴于抢劫既能带来财富，又能为日后更大规模的罪行筹集资金，他遂将杀人行径暂且搁置，转而频繁潜入武汉市烟草公司、长虹袜厂等单位的财务室，撬开保险柜窃取现金，同时也不忘觊觎警方的制式手枪，意图策划更为狂妄的犯罪计划。
这种转变昭示着，他的犯罪心态已从情绪主导的报复演化为冷静策划的劫掠。他的行为如今更加周密、危险系数也随之攀升，而他在反侦查方面的心理素质亦日趋老练。
1989年，张明下定决心，盗取了警用的标准手枪，此举使得他的犯罪装备得到了极大的升级。
1989年9月，张明高在一次盗窃案中不幸被江汉区公安分局民族街派出所的警力擒获。幸得他的亲戚沈宏云身为该所的联防队员，沈宏云的暗中协助使得张明高得以迅速获释。此次经历，使他深刻洞察了派出所的安保部署及其潜在漏洞。
1989年12月10日凌晨3时许，他悄无声息地攀爬至鲍家巷派出所二楼办公室，盗取了一支五四式手枪、四根警棍，以及60余元现金、国库券及粮票等财物。
1990年1月9日凌晨一点左右，他再次悄无声息地潜入汉中街派出所，越过铁栅栏窗户潜入屋内，盗取了一支六四式手枪与一支五四式手枪，以及数十发子弹、1万6千元现金，以及一部对讲机。
屡次盗取警用的制式枪械，张明高的扭曲自我崇拜与暴力倾向急剧攀升至顶点，他自以为拥有了足以挑战社会的力量，其杀戮的任意性及残忍程度也随之加剧。
短短三天，便在12月12日清晨六时左右，他在汉口街头肆无忌惮地行凶。先是射杀了湖北新华印刷厂的27岁工人章可利，紧接着，不到几分钟，又在舞台巷杀害了19岁的早点摊贩唐军。在短短数分钟内，他接连射杀两人，目的仅仅是测试新枪的威力。
1990年2月13日，张明高的行为越发失去控制，他在东堤街124号门口，手持枪支射杀了一名无辜的宋姓市民，此举仅仅是出于对枪械威力的试验心理。
道德沦丧，对生命缺乏敬畏之心，将他人的痛苦与死亡视为一种乐趣。
随着武器水平的提升，张明高不再满足于独自行事，于是他招募了游荡无定的宋建廉和经营失利的熊宗壁加入。借助熊宗壁的关系，他又介绍了曾有过前科史的彭毅。四人携手结成了一个小团伙。张明高自封为“洪亮”，而他的三位同伙则分别被称作“建建”、“宗宗”与“苕华”。
张明高之所以组建这个团伙，实则源于其控制欲的膨胀：一方面，他渴望掌控受害者的命运生死，另一方面，他亦需对同伴的举动施以严密控制，正是通过这种操控，他不断加固自己“王者”身份的幻想。
他制定了众多严苛的规矩，亲自传授他们枪械的使用技巧与作案手法，将整个过程讲解得淋漓尽致，更是在他们心中不断播下报复社会的种子。分工明确，最终将整个团伙塑造成实现其暴力野心的工具。
随后，他率领一个由四人构成的犯罪团伙，连续策划了多起抢劫与杀人案件。这系列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彻底强化了他的犯罪心态，报复与掠夺成为了他生活的唯一驱动力。
1991年2月15日，正值农历新春佳节之初，即大年初一，武汉橡胶厂不幸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特大命案。这一事件，使得张明高被冠以“斩首杀人魔”的恶名。
前一晚，张明高于橡胶厂周边游荡之际，与厂内四位值班警卫发生了争执，言辞激烈，冲突愈发紧张。面对警卫们的合力围攻，他孤身一人，在打斗中不慎遭受了一些伤害。离去之际，他愤然留下威胁之言：“我必让你们付出代价。”
这场微不足道的争执瞬间激起了他深藏的偏执性格——童年的屈辱与排斥之痛被无情唤醒。在他看来，任何形式的嘲笑或反抗都等同于对自身“权威”的直接挑战，因此，他坚信唯有采取最激烈的手段，方能实现对这种挑衅的报复。
次日拂晓，约莫凌晨三点钟光景，他携带五四式手枪、一柄长柄大砍刀、背包绳索及加固的塑料袋，悄无声息地翻越围墙，潜入橡胶厂的值班室。他佯装寻求开门，随即拔枪威慑，迫使四名守卫自行将手脚捆绑。
在制服第四位经警程四清之际，他竭力挣扎抵抗，企图夺取武器。张明高毫不犹豫地扳动扳机，一颗子弹径直洞穿程四清的头颅，使其瞬间倒地，当场丧生。
随后，他将剩余的三名经警拽至屋外，迫使他们以煤气罐为支撑，围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紧接着，他迅速取下绑在腰间的绳索，将三人牢牢地捆绑在煤气罐周围，使得他们动弹不得。随后，他收起了手枪，露出了手中的大砍刀，逐一朝那些无力反抗的经警挥舞刀刃，残忍地完成了斩首。
这场令人不寒而栗的斩首惨案，远非单纯的复仇之举，更是张明高扭曲心理的极端宣泄。以斩首之残忍彻底亵渎生命，成为引发社会恐慌的最直接手段。他利用这种极端的暴力行为，向全社会宣示其所谓的“统治地位”，同时也在病态的炫耀欲和控制狂的驱使下，找到了自我满足。
事后，他神色自若地清理血迹，整治现场，将头颅弃之不顾，随后不慌不忙地离去。整个过程冷静至极，令人不寒而栗。
自建国以来，武汉城内鲜见此类惨烈的斩首案件，它迅速引发了全城的恐慌。案件的消息如风卷残云，迅速在武汉三镇蔓延开来，街头巷尾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传闻，人们纷纷猜测，城内可能潜藏着“专门搜集人头的邪恶势力”。
寻常百姓家，夜幕降临后无人敢独自行走，街头巷尾的行人亦逐渐稀疏；沿街商铺纷纷提前打烊，汉正街等繁华商圈亦早早收市。工厂与单位的安保措施亦显著加强，夜班岗位的数量也有所减少。家长们不敢让孩子独自往返于学校，转而全天候提供接送与护送。即便在白日外出，人们也倾向于结伴同行，人人心中充满不安，谈及凶杀案无不心生恐惧，魂飞魄散，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已被彻底扰乱。
春节本应成为家人欢聚一堂的美好时光，然而，武汉却笼罩在一种难以消散的忧虑氛围中，整座城市仿佛深陷于一场空前的安全危机之中。
紧张情绪尚存心头，张明高团伙的暴力行径愈发猖獗，不断升级。
1991年4月9日，一家皮革服饰店的余姓老板家中不幸遭遇了抢劫事件。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袭击中，他的幼女无辜遭受枪击，生命之花过早凋零。这一惨剧激起了民众的深切恐慌与普遍愤怒。
1991年11月1日的傍晚时分，大约18点20分，武昌区徐家棚街上演了一幕惨不忍睹的悲剧。香烟零售商刘民福与楼桂林，手提7.5万元现金，行至家门之际，突遭张明高持枪袭击，刘民福不幸中弹，当场命丧黄泉。张明高在掳走钱袋后，迅速逃离现场。楼桂林惊呼求救，周围数十名群众义愤填膺，纷纷加入追捕的行列。
狂态尽现的张明高在逃跑途中蓦然转身，疯狂地开火，向追捕他的众人射击，致使楼桂林不幸中弹，命丧当场。年仅27岁的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北站劳动服务公司员工吴斌奋不顾身地冲在最前方，意图阻止这个凶徒，却不幸成为其枪下之鬼。随后，张明高抢夺了一位路人的自行车，在众目睽睽之下沿着街巷肆意逃窜，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此起白昼连环命案性质尤为恶劣，造成伤亡惨重，举国震惊，随即引发了中央高层的高度关注。中央领导随即作出重要指示，公安部亦下达了限期侦破的命令。湖北省及武汉市的主要领导亲自主抓，将该案列为湖北省的首要重大案件。
面对压力，武汉市公安局迅速组建了专门负责侦破枪杀抢劫案件的指挥部，并由市局一把手亲自挂帅，集结了刑侦、技术侦查、巡警、派出所等警种中的精英骨干，共计千人左右，全面投入到这场战斗中，分布至城市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我们紧急向公安部汇报情况，恳请派遣全国最顶尖的刑侦专家共同协助破解此案。
自1991年4月起，公安部陆续派出在痕迹检验、枪弹鉴定、足迹分析及模拟画像等领域具备卓越专长的顶尖专家，与重庆、广州、南京等地的刑侦精英携手，紧急驰援武汉。他们共同对历年悬而未决的枪手案件进行了深入的全面诊断。
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后，即刻对武汉橡胶厂“斩首”惨案、派出所“盗枪”事件以及街头随机“杀人”案的所有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复勘。他们逐一对照检查了所提取的弹壳、弹头、足迹以及工具留下的痕迹，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得到了严谨的比对与分析。
枪弹鉴定专家证实，在橡胶厂案件中，导致程四清死亡的五四式手枪所发射的子弹，与1989年鲍家巷派出所被盗枪支的弹药完全相符；足迹鉴定专家王清举在橡胶厂值班室地面上成功提取出清晰的鞋底花纹，比对结果显示，该足迹与1988年、1990年间发生的多起未破解枪杀案现场留下的足迹高度一致。据此，警方正式将过去8年内发生的20多起案件并案侦查，归咎于同一凶手。
男子，带有武汉当地口音，年龄介于25至30岁之间，身高介于1.67米至1.70米，体型偏瘦，性格孤僻且孤独，倾向于独来独往，无固定职业，长期租赁住所居住。在作案时，常观察到他背着一款黑色背包，骑自行车外出，日常穿着一双白色迪爱多纳品牌的运动鞋，并且随身携带一个棕色的密码箱。
此刻，武汉的各大主流媒体，诸如《长江日报》与《武汉晚报》，纷纷响应警方号召，将通缉令及案情通报置于头版显要位置，整版篇幅进行深度报道。他们详细披露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及关键物证，同时积极号召全市民众提供线索，全力营造全民参与破案的良好舆论氛围。
随后，警方依据“画像寻人、足迹辨案、弹药串并”的策略，持续展开多次全面而深入的排查工作。排查重点区域包括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及出租屋密集区，对每位具备相似外貌特征的男性逐一进行见面核实，力求做到“村无遗漏、户无遗漏、人无遗漏”。
尽管排查工作前所未有地深入细致，然而张明高的反侦查意识早已深植于心：他巧妙藏匿于角落，悄无声息，日间隐蔽踪迹，夜间悄然行动，假扮身份租赁住所，从不与邻里交谈，更刻意避开侦查人员的视线。凭借其娴熟的反追查技巧，多次成功躲避了警方的追捕。
直至1991年11月中旬，两条关键线索相继显现，方才打破了僵局。
在汉阳区永丰乡派出所，户籍警余良稳对五里墩村唐家湾区域进行了细致的逐户排查。在此过程中，他发现7号租户的体貌特征与警方画像高度吻合。这名男子自诩为“个体老板”，年岁为1963年生，户籍登记于硚口区汉正街，身高约1.70米。他平日里鲜少外出，偶尔深夜时分会外出活动，且从不与邻居寒暄，举止显得颇为异样。
余良稳以查赌为名登门接触，经过一番细致观察，他认定该男子正是警方通缉的目标。
几乎在同时，那位房东正忙于清理家中堵塞的排水管道，却意外地发现了一颗六四式手枪的子弹。这一发现让他瞬间联想到通缉令上的信息，随即想起租户床下一直存放着一双白色迪爱多纳品牌的旅游鞋，以及一只棕色的密码箱，这些物品与警方公布的重大物证不谋而合。
惊慌失措的房东急忙奔向永丰乡派出所报案，那颗意外发现的子弹，亦成为了证实张明高身份的关键凭证。
一有线索上报，专案指挥部便迅速予以高度关注，随即迁移指挥中心至永丰乡派出所，并于夜间紧急召开了一次针对抓捕行动的部署会议。
安排房东以“送报纸”为由敲门（鉴于张明高平日喜好阅读，并订阅了报纸，此前一直由房东负责递送，故此并无防备之心），同时在楼道中埋伏了12名经过严格训练的干警，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在楼房四周、楼梯口以及二楼平台布置了多道防线，外围还调集了百余名警力进行严密警戒，确保张明高无任何逃脱的机会。
1991年11月21日的夜晚，约在22点钟，全体警力悉数到位，唐家湾7号周围被严密封锁，四周的空气仿佛凝固，一片寂静。
在22时35分整，房东依循事先的约定，轻柔地敲响了房门，并巧妙地暗示着“送报纸”。房门应声而开，警察们如同猎豹般迅猛地涌入室内，将正坐在椅上、手已触及裤裆、准备掏枪的张明高猛然扑倒，迅速将其四肢紧紧束缚于地。
现场，民警在张明高的裤兜内搜查时，意外发现一支已上膛的六四式手枪。随后，他们在房间的衣柜及床底，又发现了两支配备充足子弹的五四式手枪，以及一百四十余发正规子弹。此外，他们还缴获了《孙子兵法》、枪械制造与使用手册，以及一份标注有“复仇行动计划”的手写笔记等关键物证。这些铁证如山，有力地证实了张明高长期精心策划犯罪行为的罪状。
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张明高并未表现出任何抵抗，他的神态异常冷静。他迅速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并主动揭发了宋建廉、熊宗壁、彭毅等团伙成员。此外，他还透露了藏匿自己亲属——弟弟张明强、姐姐张爱萍、妹妹张爱珍等人的具体藏身之处。
指挥部迅速发布了全城范围的抓捕令，于夜幕低垂之际，将四名主犯及其涉案的家属与亲友尽数抓获。这个在武汉盘踞八载，制造了28起惨案、造成21人不幸丧生的犯罪团伙，至此已被彻底铲除。
张明高被捕的消息一经《长江日报》与《武汉晚报》的独家披露，武汉城顿时沸腾。长达八年的恐惧终于化作狂喜，市民们四处传播这一喜讯。街头巷尾、菜市场、社区中，无不洋溢着对破案的激昂讨论。众多居民自发燃放鞭炮，欢庆的氛围弥漫在街头巷尾，那笼罩武汉多年的噩梦终于画上了句号。
在抓捕行动的次日，武汉市公安局紧急召集了十余位经验丰富的预审民警，并据此成立了专门的审讯团队。该团队分为四个轮班，每班配备一名主审、一名记录员以及两名负责持枪警戒的民警，旨在确保审讯过程万无一失，严防张明高实施自杀、自残或攻击执法人员的行为。
专案组突破常规的侦破方法，未先行核实对方身份，也未索要基本信息，径直切入核心话题：“你的同伙有哪些？那些藏匿的枪支弹药究竟隐藏于何处？”
在铁证如山和严密的审讯之下，张明高并未流露出丝毫狡辩，短短数小时内便将所有犯罪细节一一坦白。他的供述态度及其表现，令人不寒而栗。
面对预审民警对其涉嫌导致21人遇难的重大罪行的质问，他竟面不改色，竟以轻蔑的口吻反问：“这种人数算得上多吗？”
他直言不讳地揭示了其犯罪动机：“我之所以犯下杀人罪行，并非出于金钱的驱使，而是为了对社会进行报复。在我父亲遭受不幸的仇人无处可寻之际，我选择了伤害社会上的无辜之人，以期让整个社会为我的苦难承担代价。”
他坦言，自己曾立下过一项近乎疯狂的杀戮目标：“起初，我计划要斩杀五百生命，以此来创下世界纪录，令众人心生畏惧。”
“我那支最初用泥土制成的枪支，未曾了解其威力便急于向路人展示；即便是偷来的警用手枪，我也忍不住要试验一番。毕竟，那些受害的，不过是些不相干的陌生人，即便将他们击倒，也无甚关系，反正我追求的只是复仇。”
谈及武汉橡胶厂的斩首惨案，他语气平静地描述了作案始末：“那帮人跟我发生争执，让我颜面扫地，我便要让她们领略到应有的惨痛教训。将他们捆绑，予以斩首，正是要让武汉城的人明白，挑战我的下场将无比凄惨。”
“宋建廉、熊宗壁、彭毅均遵我号令，我指导他们如何操枪、如何躲避追捕，所得之财，我分得最多，而他们则负责执行任务。”
他言辞清晰，详细阐述了反侦察的策略：“我们选择在清晨或是深夜行动，戴上面罩，骑着自行车，完成任务后立即更换路线；租赁房屋时使用化名，白天深居简出，更不与邻里交谈；在作案现场不留下一丝指纹，将血迹彻底冲刷，将头骨投入水中，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你们找到我。”
面对无辜受害者家属的悲痛，警方成员却毫无愧疚之情，他毫不避讳地宣称：“这一切都是社会的错，他们遭遇不幸，纯属自作自受。”
1991年12月19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明高案作出公开审判，法庭现场向媒体全面敞开，《长江日报》与《武汉晚报》对庭审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实时将判决结果公之于众。
法院审理查明，自1983年12月至1991年11月，张明高非法制造与盗取枪支弹药，并领导犯罪团伙实施了故意杀人、抢劫、纵火、盗窃等多项犯罪，作案共计28起，造成21人不幸丧生。其单独劫掠的财物价值高达87900元，与同伙合伙抢劫的财物价值达90600元，累计抢劫公私财物总额为178500元，单独及与同伙盗窃公共财物约24700元。张明高的犯罪行为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其严重，涉及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盗窃罪、非法制造枪支弹药罪、放火罪等多项罪名，依法被判处死刑，并剥夺其终身政治权利。
宋建廉参与实施了包括持枪杀人及抢劫在内的六宗罪案，其抢劫总额高达九万零六百元以上，与张明高共同犯下命案一宗，最终亦被判死刑；熊宗壁涉及三起抢劫案，涉案金额逾两万七千七百元，且亲自开枪夺命，亦难逃死刑之命；彭毅虽未亲自动手，却频频出谋划策参与犯罪，最终同样被判死刑。此外，张明强、张爱萍、张爱珍等亲属因涉嫌包庇与窝藏赃物，分别被判处七年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两位姐夫亦因涉案包庇与藏匿行为，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判决结果一经公布，张明高及其三名同案犯均未提出上诉。1991年12月28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了死刑判决。随后，张明高、宋建廉、熊宗壁、彭毅被押送至武汉郊区的刑场，并执行了枪决。
枪声划破夜空，标志着这个背负着21条人命、长达八年让江城市民夜不能寐的犯罪团伙，终于被法律制裁。长久笼罩武汉的阴霾，也随之消散。
张明高的一生，始于贫困的童年与家庭的惨痛悲剧。在这段岁月里，仇恨的种子悄然萌芽，并在心理与人格的扭曲中逐渐生根发芽，最终演变成一个对生命漠不关心、践踏法律的无恶不作的恶魔。这无疑是一段彻头彻尾的悲剧。
他将个人之痛无限放大，以无辜者的鲜血喂养自身心中的邪恶，将报复社会视为生命唯一的使命，终在正义的审判台前，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历经八年艰苦努力，武汉警方运用了所有侦查手段，汇聚了全国专家的智慧，依托于群众提供的宝贵线索，终于将罪犯绳之以法，此案亦荣登我国刑侦史上的经典范例。